红色的回忆：我的妈妈爱唱歌（四）
毛传媒分八次刊登新西兰华文作协会员、曾任香港《阳光卫视》制作总监的中国记者李蕴女士回忆她母亲生平的文章。
中国现代史是支离破碎的，有些碎片恐怕早已“丢失”，留下了大片的空白。或许是某些人有意而为之，以为消磁、删除、抹去记忆便可平安无事。他们不知道历史是人类的财富，是前人的经验，也是后人的借鉴，记住历史这个民族才更成熟，忘记历史这个民族永远长不大。
- 穆迅（新西兰华文作协会副会长）
（四）
爸爸看到我和弟弟在妈妈身边生活很苦，就把我们送到上海爷爷家。没想到妈妈随后也追到上海，说是想我们。那时有一阵妈妈好像好一些，每次她从外面回来总是一边上楼一边唱歌。一听到她的歌声弟弟哧溜一下就钻到床底，我马上躲到爷爷背后。
记得妈妈找到一位专家帮助提高声乐技巧，每天回家就练习发声。她一遍遍喊着“啊——乌乌——啊”，让我在旁边帮她从一数到一百下。天天这样数，我真是烦极了。可后来每次练完发声妈妈都要唱一支歌恢复嗓子，不知为什么她总唱《九九艳阳天》。我非常喜欢听这支歌，于是每天数数，就等着妈妈唱最后这支歌。
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呦
十八岁的哥哥告诉小英莲
这一去翻山又过海
哥哥惦记着小英莲
爸爸的话越来越少，天天在写字台上写作。他一生完成了十一部电影，全部搬上了银幕，在国内成了很有名的电影剧作家。
我非常惊奇于爸爸前几个剧本都是在妈妈的吵闹声中完成的。《上甘岭》和《党的女儿》成功后，他制定了一个写作计划，准备接着《党的女儿》搞出党史中的女英雄四部曲。他的创作越来越成熟，妈妈闹得也越来越厉害，万般无奈，也许是爸爸觉得这样的生活不能再继续了，他正式向组织上提出离婚。
长影厂厂长亚马当年在延安是爸爸和妈妈的婚姻介绍人，现在又由他批准离婚。此事如新闻一样在长影传开。亚马叔叔理解爸爸的难处，对妈妈又很无奈，
爸爸考虑到我和弟弟在妈妈现在的精神状态下很难健康成长，向法院提出两个孩子归他抚养，妈妈可以随时来看我们。我当时并不太懂什么叫离婚，但听说我们跟着爸爸，心里真是高兴，我想我可以再不用挨打了。
在上海上小学的时候，有一次老师要作个统计，凡父母都有工作的同学举手，我迟疑了一会儿没有把手举起来。
老师点我的名：“你的父母不是都工作吗”？
“我爸和我妈离婚了。”我的回答引得全班同学一阵大笑。
在我的心里，一直以为爸爸和妈妈离婚后让我归爸爸抚养说明我没有妈妈了。我没有感到难过，我感到是一种解脱。
后来老师把我叫到教研室问起我关于爸妈离婚的事，我哭了……
上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，奶奶去世了，爸爸把我们又接回长春。一直到初中一年级，我一直在爸爸家里住。可是每周六晚上我必须到妈妈那边，住到周日晚上回来。没有一次我可以不去，久而久之周六成了我惧怕的日子。
妈妈不厌其烦地每周打电话过来说她想我，我奇怪不管我是在学校还是在夏令营她都能找到我。她知道我不愿意去，每次都说她买了糖和饼干还有别的好吃的在等我。这些好吃的还真管用，妈妈说话从来算数，每次去真的能吃到各种好吃的。
不久，爸爸经小姑姑的努力在上海找到了新的妈妈。这位继母跟妈妈岁数差不多，也很漂亮，只是比妈妈气质文雅。她是高中三年的语文老师，走路办事轻手轻脚，说话慢条斯理。她做菜特别好吃，这真是八路军出身的妈妈没法比的。
以后长大了我明白了，这才是和平年代爸爸最喜欢的女性。果然，在以后的几十年里，不论有多大风浪，他们始终相依为命。
我从小就爱钻爸爸的书房。爸爸一生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有书。有一天继母对我说，在书房里看完书要把书放回原位。我有点不高兴，觉得她多管闲事。周六到了妈妈那，我不经意叨咕了几句，这下叫妈妈抓住了。
第二天，妈妈闯到爸爸家里大闹，说继母不让我看书。爸爸躲在里面屋子没敢出来，我吓得蹲在墙角缩成一团，却是继母“接待“了她，好说歹说算把她劝走了。事后继母没有怪我，可我不知道该对爸爸说什么。我很爱爸爸，有些崇拜他，我知道因为妈妈他心里很苦，我不应该再伤害他。
爸爸没有埋怨我。他只是说了一句：“妈妈很愿意你看书的。”他说的妈妈，是指继母。
从那以后，我再也不敢在妈妈面前说爸爸那边一个“不”字了。每次过去都提心吊胆，生怕哪句话又惹妈妈大闹。
这样的日子不知过了多久。
记得我十三岁那年正在上初中。那天是语文课，校长突然到教室把我叫了出去。我好紧张，不知出了什么事。校长安慰我说我要到法院去一趟没什么事要我别害怕。我想不起来我是怎样到的法院，因为我当时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法院。
当我战战兢兢走进大门时，我发现妈妈就坐在大厅边的椅子上。
一位阿姨把我领进了办公室，关上了门。她很和蔼，说话声很轻，我有点放松了。她给我倒了杯水，我至今还记得她穿着一件淡米色外衣，以后等我长大了再想起这一天时我确信那是件风衣。她脖子上围一条纱巾使我感到亲切，我盯着她的眼睛。
“你知道你爸爸和你妈妈离婚的事吗？”阿姨的声音很好听，轻得生怕吓着我。
我点点头。
“是这样，原来他们离婚的时候，你归你爸爸抚养。现在你妈妈提出来了，她很想你和你的弟弟，她希望你能归她抚养。今天阿姨就是来问问你，你同意到妈妈那去吗？”
我又重新恢复了紧张。我克克巴巴问：“爸爸怎么说？”
“你爸爸说他服从孩子的选择。”
“可是我每周都去看妈妈的”。
“是的，如果你被判给了妈妈，你就可以天天在你妈妈那了”。
我觉得我的脸在发烧，紧张得说话声都是抖的。爸爸怎么能把这么大的事交给我自己来决定呢？他是知道我不愿意去妈妈那的。我一个劲摇头，我不同意。
我和阿姨僵在那了。我记得过了很长的时间，不管阿姨说了多少好话，我还是摇头。
后来阿姨说的话，我几十年后仍然记忆犹新。她说：“你是知道你妈妈的脾气的。如果你不同意去你妈妈那，长影单位不得安静，你们学校也不得安静，连我们法院也不得安静。如果你去妈妈那了，大家就都安静了”。
突然一种如使命感油然而升。我立即意识到我的决定关系到这么多的单位和大人，他们都可以不被妈妈闹了。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舍已为人的英雄，我似乎有了一种掌控全局的气概。我点点头，同意了。
法院阿姨立即递过一张纸，好像是刚才谈话的记录。阿姨让我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，我再也控制不住泪水，一边哭一边拿起了笔。
离开办公室前，我镇定了一下自己。我不能让坐在外面的妈妈看到我的泪水，我想到了如果她看到我不愿跟她去她会不高兴。
这时阿姨走到我身边轻轻对着我耳朵说：“你爸爸是愿意要你留在他身边的，他爱你和你弟弟。”
看来爸爸也是被妈妈闹得很无奈。我知道我从此背上了一个巨大的包袱，一条沉重的漫长的路在等着我了。
（题图为作者李蕴的母亲在延安时的照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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